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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日到底隱含著怎樣的秘密(8)

明星玩這種小把戲的背后心理其實并不難理解。在這個重視青春和美貌的社會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一些，這也沒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會不會對自己的具體出生日期動手腳呢？也就是說，他們會不會刻意隱瞞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天出生的？

為了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阿爾伯特·哈里森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仔細研究了幾本不同的《名人錄》和《先賢錄》中收集的9000多份傳記資料，并記錄了在美國眾所周知的日期當天或前后三天出生的人數(shù)，其中包括美國國慶日（7月4日）、圣誕節(jié)（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32]如果僅就概率而言，在這些重要日子當天出生的名人比例應該和前后三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大致相當。然而，哈里森他們得出的統(tǒng)計結果卻不是這么回事兒，在美國國慶節(jié)、圣誕節(jié)或元旦出生的名人在數(shù)量上要明顯多于這些重要節(jié)日前后三天中的任何一天。這種數(shù)量分布從概率上來說只有幾百分之一，這就意味著有些名人向傳記作者謊報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讓自己與某個舉國同慶的日子扯上關系。

哈里森認為這種效應源自一種不同尋常的心理現(xiàn)象，你可以將其稱為"沾光"，但很多研究人員給它貼上了另外一個標簽--"BIRG效應"。

BIRG效應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較常見。我們經常聽到人們無比自豪地說他們和某某名人上的是同一所學校，或者自己搶先一步觀看了剛剛獲得奧斯卡獎的影片（"猜猜昨天誰搭了我的出租車？"）。這種效應甚至還對我們的日常用語產生了影響。心理學家曾偷偷研究過大學校園里的對話，結果發(fā)現(xiàn)當自己支持的球隊在比賽中獲勝或失利時，學生們的評論用語竟然有著巨大的差異。人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跟獲勝的球隊沾沾光（"我們贏了"），如果球隊被打敗了，他們則忙著跟失利這個事實保持距離（"他們輸了"）。哈里森相信，那些富人和名人之所以謊報生日，無非也是想沾沾重大節(jié)日的光。某些廣為人知的軼聞趣事也為這種詮釋提供了支持性證據(jù)。聞名全球的爵士音樂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宣稱自己生于7月4日。然而，音樂史學家泰德·瓊斯研究了阿姆斯特朗的出生記錄，結果發(fā)現(xiàn)其實他生于8月4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阿姆斯特朗絕對不是唯一通過謊報生日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名人。

為了進一步調查《名人錄》和《先賢錄》中的BIRG效應，哈里森和他的團隊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到了顯然跟其中一個重大節(jié)日最有聯(lián)系的職業(yè)，也就是神職人員和圣誕節(jié)。通過仔細瀏覽收集到的數(shù)據(jù)，他們將神職人員分為了兩大類：主教或更高級別的神職人員被歸類為"知名神職人員"，其他人則被歸類為"不知名神職人員"。僅就概率而言，這兩類神職人員在圣誕節(jié)出生的幾率應該是相當?shù)?。但事實上，宣稱生日與耶穌相同的知名神職人員在數(shù)量上要遠遠多于不知名神職人員。或許這也支持了一種常見的想法：神職人員的職位越高，就會越覺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當然了，也有可能是我們對哈里森分析中涉及到的知名神職人員過于苛刻了一些。有些父母會為了節(jié)約幾個美元而謊報子女的出生日期，同樣的道理，還有些人之所以謊報孩子的生日，或許只是希望好日子能夠給孩子帶來好運，讓孩子能夠出人頭地。在現(xiàn)代社會中，孩子大多數(shù)是在醫(yī)院出生的，要想謊報生日可能會比較困難。但在過去，父母們是通過口頭方式向戶籍管理部門報孩子的戶口，所以撒個謊是很容易的事情。知名推理作家喬治·西姆農的母親就坦然承認謊報了西姆農的生日。西姆龍的真實出生日期是1903年的2月13日，正逢星期五，她母親覺得對于自己心愛的小寶貝來說，"黑色星期五"這個日子所寓意的命運肯定是太殘酷了，因此她在給西姆農報戶口的時候就將生日提前了一天。如果這種詮釋方法可以成立的話，我們所得出的"高級別神職人員更可能撒謊"的推論就不正確了。很顯然，更具欺騙性的并不是這些知名的神職人員，而是他們的父母。《圣經》里有"父罪子擔"的說法，或許這正是能夠為此說法提供支持的少數(shù)實證之一。

現(xiàn)在，有些研究人員相信，父母撒謊或許有助于解開在過去的數(shù)十年中一直困擾著科學家的一個謎團，也就是所謂的"火星效應"。

火星效應

法國研究人員米歇爾·高奎林曾把依據(jù)殺人魔頭的詳細出生資料得出的星座分析報告寄給無辜的普通大眾，除此之外，他還對占星術的很多方面進行過測驗。依據(jù)古老的星座傳說，如果出生的時候某些行星高懸蒼穹的話，就是一個很好的兆頭，在此時刻出生的人在今后的職業(yè)生涯中將會變得出類拔萃。20世紀50年代，高奎林開始研究這種說法的準確性。一部著名的19世紀法國傳記詞典中收錄了16000人的傳記，高奎林據(jù)此繪出了這些人出生時的星圖。結果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這些人出生的時候，某些行星的確更有可能高懸于天際。這些證據(jù)后來被稱為"火星效應"，就連對占星術持絕對懷疑態(tài)度的思想家也為此困惑了50多年。一位研究人員對此評論說："即便說一切都以此為準可能也不為過。"漢斯·艾森克也指出，"相對而言，如果這個結果涉及到任何造假行為，那么支持占星術的正面證據(jù)就相對減弱了"。[33]到了2002年，研究過"時間雙胞胎"現(xiàn)象的杰弗瑞·迪恩做了一項令人矚目的科學研究。[34]

在19世紀的時候，很多法國上流社會的人都對占星術深信不疑，他們會閱讀流行的歷書，并時刻關注著行星在一天中的確切位置。此外，父母還是通過口頭方式向當?shù)氐膽艏芾聿块T上報孩子的出生時間和日期，而不是由醫(yī)生和助產護士精確記錄并正式上報。迪恩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證據(jù)，這些證據(jù)暗示有些父母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在生活中出人頭地，所以會刻意謊報孩子的出生時間和出生日期，目的無非是讓孩子降臨人世這件大事從占星術上看起來有個好兆頭。隨后，這些家長會讓孩子接受必要的教育并為他們提供其他所需的資源，從而促使這些上天注定的"占星預言"自然而然地成為不爭的事實。簡而言之，迪恩的研究結果顯示，火星效應可能跟占星術沒有什么聯(lián)系，但與相對古怪的社會史息息相關。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探討過人們是如何操縱自己的生日的，我們也探討了他們?yōu)槭裁匆@么做。然而，時間心理學還有一個更為古怪的層面，也就是對一個更為可怕的話題的研究--出生日期與死亡日期之間的關系。

死神與時間心理學

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社會學家大衛(wèi)·菲利普斯是一個對死亡特別著迷的人。多數(shù)醫(yī)學研究人員關心的是人為什么會死，但菲利普斯不同，他更關心人什么時候死。具體一點說，他特別想知道人們能不能為了等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而拖延自己的死亡時間。1970年，他發(fā)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非常古怪--《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呈現(xiàn)形式的死亡》，從那時起，他便將這個話題當成了自己畢生的研究方向。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們有足夠的能力對自己的身體加以控制，從而將死亡延后一小段時間，這段時間對于他們至關重要，雖然事實上延后的時間非常有限，但看起來足以讓他們經歷一個重要的社會或個人事件。菲利普斯對這種觀點充滿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很顯然有一些傳聞軼事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性證據(jù)。創(chuàng)作了"史奴比"系列漫畫的漫畫家查爾斯·舒爾茲身價高達數(shù)百萬，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漫畫正式出版的前夕去世的，最后的一幅漫畫中含有舒爾茲親筆簽名的道別信。此外，至少有三位美國總統(tǒng)是在7月4日告別人世的，其中包括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杰弗遜和詹姆士·門羅，他們很可能是硬撐到美國國慶日才撒手人寰的。

在一項研究中，菲利普斯調查了人們是不是更有可能在全國性的節(jié)日后過世。研究圣誕節(jié)前后的死亡率似乎沒有什么意義，這是因為死亡人數(shù)的突然上升完全可能是12月份的氣溫驟然下降造成的。菲利普斯并沒有試圖說服全國人民改在其他某個隨機確定的月份慶祝圣誕節(jié)，而是轉而尋找一個每年發(fā)生時間都不相同的全國性節(jié)日，結果他找到了中國的中秋節(jié)。在中秋節(jié)的時候，家中年長的婦女會指揮女兒們準備豐盛的飯菜，從陽歷來看，每年過節(jié)的時間并不固定。菲利普斯研究了中秋節(jié)前后中國的死亡記錄，結果發(fā)現(xiàn)，在節(jié)前一周中國人的死亡率下降了35%，但在節(jié)后一周又上升了35%。[35]

菲利普斯做過很多大型的研究項目，其中之一就是調查人們的出生日期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死亡日期。[36]為此，他分析了1969年到1990年期間多達300萬加州居民的死亡證明，結果發(fā)現(xiàn)，在一年的所有時間里，女性更有可能在自己生日后的一周內去世。相對而言，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去世的概率要遠遠高于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時間。菲利普斯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女性傾向于把生日看作一次慶典，所以總會期盼生日的到來；而男性更傾向于將生日作為回顧人生歷程的時刻，他們會在生日臨近的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取得的成就其實非常有限，進而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壓力，所以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菲利普斯看來，這些發(fā)現(xiàn)其實和季節(jié)波動、謊報死亡證明的信息、拖遲生命攸關的重大手術以及自殺都沒有什么關系。相反，這些發(fā)現(xiàn)證明了前面提到的觀點：有些人的確有能力運用意志延緩或加速自己的死亡時間。

菲利普斯的這個觀點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和許多激烈的辯論。[37]有些研究人員成功再現(xiàn)了菲利普斯及其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或者未能得出同樣的結果，或者激烈抨擊菲利普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不過，心理因素能夠影響身體健康的觀點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顯示，樂觀和人的健康是密切相關的。舉例來說，1996年，一群研究人員開始調查2000名芬蘭人的健康思維與長壽之間的關系。研究人員把這些人分成了三組：悲觀組的人覺得未來是非常渺茫的；樂觀組的人對未來抱有較高的期望；而中立組的人對未來的預期并沒有特別積極，也沒有特別消極。隨后他們對這三組人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追蹤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悲觀組的人比中立組的人更有可能死于癌癥、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事故。相反，樂觀組的死亡率比其他兩組人都要低很多。[38]

其實，并非只有菲利普斯一個人在研究能夠影響人們與死神會面確切時間的奇怪因素。1993年，《經濟學與統(tǒng)計學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探討了納稅義務是否會影響一個人的死亡日期。[39]該文結合了菲利普斯奠基性的死亡研究方法和父母為獲得減免稅款而操縱子女生日的可能性（前文已有所闡述）。在這篇論文中，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沃依切赫·科波茲科和密歇根大學的喬爾·斯萊姆羅德想知道人們會不會選擇在最有利于后代獲得遺產稅優(yōu)惠的時刻告別人生。

為了弄清楚事實是否如此，他們分析了美國的稅收政策發(fā)生重大變革期間的死亡形態(tài)。從1916年頒布第一部稅法至今，美國的稅法共經歷了13次大的改動。其中8次是提高稅率，5次是降低稅率。在媒體發(fā)布稅法改革消息到新的稅法正式實施期間大概有一周的時間。通過分析稅法改革前后兩周上報的死亡記錄，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些確鑿的證據(jù)，這些證據(jù)明確無誤地表明：在稅率正式提高之前，死亡率會上升；在稅率正式降低之后，死亡率會下降。正如論文的標題所言，有些人可能真的會"死也要節(jié)稅"。

然而，這并不是他們所收集數(shù)據(jù)的唯一合理解釋。死亡資料通常來說都是由可能繼承遺產的親屬上報的，如果稅收義務得以減少，他們肯定能從中受益。所以，這種情況也有可能證明，人們會謊報富有親屬的真實死亡時間，當然還有更糟糕的情況，那就是他們被謀殺的真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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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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