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針對大學生打工，學校要如何引導?

我覺得這需要學校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1)學校應該先大致調查了解一下打工學生的具體情況，包括專業(yè)，年級，在校表現，家庭情況，工作內容，報酬水平等。

(2)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的引導：家庭困難者學校要鼓勵與幫助并舉，支持鼓勵健康有益的兼職工作，加強打工學生自我保護的法律意識，不鼓勵因打工偏廢學業(yè)的行為。(可以就具體各種情況的對策展開一點)

2.活到老學到老你怎么看?

(1)必要性：知識海洋的無邊無際，需要我們不斷的學習;知識內容的不斷更新，也讓我們永遠無法停下學習的腳步。

(2)自覺性：對于我們自身而言，更加應該讓“終身學習”不光光停留在口號上，而要作為一種自覺的意識，甚至成為一種樂趣。這也就是為什么那么多安享晚年的老者還能夠對學習表現出那么濃厚的興趣，因為在知識的領域里，沒有年齡的老于否，只有思維的新穎與否。

(3)對于這句話，我的感觸是：年齡不是問題，一切皆有可能。我們年輕人更應學習這種難能的治學精神，從現在開始，堅持不懈，將學習進行到底!

(4)舉例此次親身參與的公務員面試。體會到平等擇優(yōu)的原則，但是如果成功錄取，還需更多的努力。

3.組織的靈活性和原則性你怎么認識?

(1)組織的原則性是指規(guī)章制度和基本規(guī)律，靈活性是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藝術性。兩者看似可以進行完美結合的。

(2)靈活性與原則性的辯證關系。原則是基礎，靈活是發(fā)展，原則是靈活變化的度，靈活是在原則限制范圍內的靈活，又反作用于原則。要處理好兩者關系。

(3)結合公務員的工作實際：當個人意見與領導的意見不一致時，遵守紀律、服從領導——這是工作的基本原則，應該首先考慮按領導的要求處理問題。但是對于自己的意見，也可以選擇適合的機會，以委婉的方式向領導表達，與領導溝通。這就是工作中的靈活性了。當然，如果發(fā)現有明顯違背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即使是自己的領導，也要勇于提出，因為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原則，這時就沒有任何靈活性可言了。

(4)綜上所述，大事講原則，小時講辦法，將組織的靈活性與原則性處理好，將會更有利于工作的開展。

4.請你談談關于加強政府效能的看法?

第一點，加強政府效能，是建立行為規(guī)范，運轉協(xié)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必然要求，是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有效途徑，也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重要措施。

第二點，我們應該看到，現在我們的各級政府，工作作風和辦事效率有了明顯的改善，然而，部分行政機關和機關人員行政不作為，行政亂作為的現象仍然存在。例如：對群眾缺乏感情，不關心群眾的疾苦，對群眾長期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莫不關心。這些現象的存在影響了我們政府的形象，損害了群眾的利益。

第三，加強政府效能建設，要從以下幾點出發(fā)，①樹立科學的發(fā)展觀，政績觀，堅持依法行政，不斷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②抓好制度建設，逐步建立重大問題集體決策，社會公式和社會聽證制度。③推進政務公開，提高政府公信力。讓群眾知道政府在做什么，為群眾做了那些實事。綜上所述，我認為，加強政府效能，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政府，樹立政府形象，純潔公務員隊伍。

5.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fā)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yè)農村發(fā)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談談你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認識。

根據我的了解，“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當前活躍在勞動力市場上的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群體，目前約有1億人。他們生長在農村，卻不迷戀故土，對農業(yè)生產并不熟悉;他們工作在城市，渴望融入城市社會，卻難以扎根城市。與父輩相比，他們找工作不光看工資待遇，更看重工作環(huán)境和職業(yè)發(fā)展，但不少人缺乏技能，同企業(yè)崗位的要求對接不上。

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yè)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我覺得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面臨的諸多困難，主要有：

(1)他們的勞動供給和就業(yè)行為明顯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在不同時代成長的農民工有著不同的閱歷和自身不同特點，導致他們追求目標、偏好等不同，因此，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的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不能了解當今農民工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從經濟學的角度說，新生代農民工因為他們的效用和目標函數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的勞動供給函數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均衡點與廠商需求之間存在“缺口”而出現“民工荒”現象。

(2)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勝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tài)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xiāng)務農的最后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專業(yè)技能和進入正規(guī)就業(yè)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yè)救急網絡的保障。

(3)他們的市民化問題如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系到城鄉(xiāng)的社會穩(wěn)定。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體。他們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滯留在農民工隊伍中。隨著第二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guī)模時很有可能引發(fā)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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